汉安帝在位的20年，是东汉政治由盛而衰的转折点。此前的“明章之治”，官吏尽职，百姓安居，天下太平；至和帝时期，国力大盛，史称“永元之隆”。但是到了安帝时期，外有少数民族多次寇侵，内部天灾人祸接连不断。蝗灾、地震、大疫、大旱、大饥此起彼伏。安帝前期，邓太后长期临朝秉政，政权旁落外戚手中；安帝后期，宠幸宦官、乳母，戚宦共把朝政。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还有一群人在为东汉的统治呕心沥血，对抗外戚和宦官，那就是大臣。

安帝13岁即位，随后的15年间，邓太后一直临朝主政，这样就形成了后党与帝党之争，大臣们为了维护汉家皇权，纷纷对外戚展开了攻伐。

马融、张衡、杜根等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人物。他们不惧外戚和宦官的权势，对非正统的当权者能够直言面刺，形成了不同于明帝、章帝、和帝时期的政治氛围——讽谏。著名文学家张衡的《二京赋》，开篇就是“时天下承平日久，自王侯以下，莫不逾侈”，是对邓太后及其背后的邓氏家族直接表示不满。

公元121年三月，邓太后去世，汉安帝得以亲政。此时国内灾难依然不断，但政治矛盾出现了新的变化，外戚与宦官勾结，掌握大权。大臣们又将矛头对准了宦官。

这些宦官拥有的权力远远超出了他们身份应有的限度，但这些人都是汉安帝的亲信，也曾在汉安帝和邓太后争权时立有大功，所以大臣们对这些宦官并没有像对待邓氏一党那样直接出手，而是希望通过影响汉安帝来达到目的。

于是，他们就向汉安帝提出“开谏争”。但汉安帝担心“开谏争”会使臣僚之间产生“不相容”的矛盾。东汉名臣陈忠上疏，条分缕析的向汉安帝解释，指出广开言路并不会导致不利于皇家的舆论甚嚣尘上，反而能够在其初露苗头的时候就加以遏制，这才是利于国家发展的做法。

东汉的这些大臣，为了维护汉家皇权的稳定，对外戚、宦官这些分权的利益集团进行严厉打击，彰显了读书人的风骨。

甚至，为了稳固朝堂，大臣们连假期都不愿意多休。

中国古代大臣们的假期有固定假和不定假两种。固定假期就是行五日一休的“休沐”和节假日假期。不定假期包括病假、事假、丧假、赐假等。两汉崇尚孝道，所以两汉官吏父母去世必须回家奔丧。古时父母去世，子女要服丧三年。但西汉文帝认为，要恢复经济，就必须实行“薄葬”，于是下令将官员们的三年奔丧改为三十六日。东汉宣传以孝治国，但是国家给官员们的丧假只有三十六天，致使官员们只能在父母去世后，辞官服丧。汉安帝时期，曾经多次下诏允许给与大臣们三年的丧假，但是都被大臣们否决，最终只能延续汉文帝时期的“短丧制”。由此可见，为了朝廷的稳固，大臣们确实放弃了很多的东西。